当然，并非所有玄学收费行为均一概入罪。近期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准许检察机关对“住持做法师被控诈骗案”撤回起诉的热点判例，充分落实刑法谦抑性原则，确立了玄学迷信类案件审慎入罪、分层评价、宽严有度的裁判导向。该判例清晰区分了宗教民俗祈福服务与集团化玄学诈骗犯罪的核心边界，为同类案件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认定，以及底层涉案人员的辩护出罪提供了参考。

一、刑事打击核心对象：规模化、产业化的玄学诈骗犯罪集团

通过梳理全国司法判例可知，当前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并非个体零散的玄学咨询服务，而是具备完整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分工体系的玄学诈骗犯罪集团，其运作模式标准化、流程化、产业化，与普通民俗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此类犯罪集团搭建了闭环式盈利链条：公司统一包装“国学大师”“命理法师”“得道高人”等虚假人设，通过多网络平台批量投放广告、系统化引流，精准对接有情感困扰、运势焦虑、家庭矛盾的客户群体。通过话术引导客户产生心理焦虑，进而诱导客户付费购买运势化解、感情和合、消灾祈福、破除劫难等各类法事服务。

整套商业模式涵盖人设包装、全网推广、精准引流、话术咨询、法事服务、阶梯收费、资金归集全流程，分工明确、层级清晰、规模化牟利，彻底脱离民间民俗自愿互助、小额随心的传统属性，符合刑事犯罪的产业化特征，是司法机关常态化打击的重点对象。

二、分层定罪：集团化玄学骗局两类核心罪名及适用边界

结合司法实践，此类集团化玄学骗局根据岗位分工、行为作用、主观认知，形成清晰的分层定罪规则，前端引流人员与后端敛财人员，罪名认定、量刑标准差异极大。

（一）前端引流岗位：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轻罪）

在专业化分工的犯罪模式下，一部分基层员工仅负责线上广告发布、视频推送、平台引流等辅助性工作，不参与客户沟通、话术欺诈、资金收取等核心环节，该类人员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该罪是规制网络辅助犯罪的典型轻罪，最高刑期仅三年，与重罪诈骗罪形成鲜明量刑层级差异。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满足广告发布数量、网络传播范围、违法所得等任一“情节严重”标准，即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条件。

此类岗位一般负责在网络平台批量发布引流广告，仅获取固定底薪与小额引流提成。如能证实仅单纯提供网络引流推广，与后端诈骗实行行为完全切割，无紧密犯意联络、不参与赃款直接分赃的，一般不认定为诈骗罪共犯，仅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单独评价。正值大学生毕业求职季，该类“线上推广、广告运营”岗位暗藏刑事风险，务必谨慎甄别，切勿因不知情入职沦为犯罪工具。

（二）后端敛财岗位：涉嫌诈骗罪（重罪）

后端直接对接客户、负责咨询答疑、引导付费消灾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核心敛财环节，可能直接涉嫌诈骗罪，是全案量刑最重的岗位类型。利用迷信实施诈骗，必须满足完整的诈骗罪四大构成要件，缺一不可。

一是客观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假冒专业法师、得道高人，凭空编造感情破裂、血光之灾、命理缺陷、事业劫难等不存在的灾祸，刻意制造客户心理恐慌；二是主观上具备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计阶梯式收费、高价法事、天价法器、虚假化解承诺等方式蓄意牟利；三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知产生心理恐惧，支付高额服务费；四是客户付费行为与嫌疑人的虚假话术、恐吓误导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后端人员实施的是诈骗核心实行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量刑远高于前端引流辅助人员，是案件重点打击的核心主体。

三、同类案件实务辩护经验

结合上述玄学迷信类案件的法律边界与分层裁判规则，结合单新凤律师团队办理的多宗刑事案件实务经验可知：参照北京海淀法院住持做法撤诉判例的谦抑裁判精神。司法机关对玄学迷信类网络犯罪坚持宽严相济政策。对于此类涉网络迷信、信息流推广、平台引流类刑事案件且犯罪情节轻微的底层员工、辅助人员具备不予批捕、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法院阶段缓刑轻判的辩护空间，当然具体案件还需具体分析。

四、结语

近期北京“住持做法师诈骗撤诉案”印证了单纯的民俗活动不构成犯罪。该案中，当事人以宗教住持身份提供祈福、法事化解服务，检察机关最初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对于普通求职者而言，应当审慎甄别互联网推广、新媒体运营类岗位风险，切莫误认为“玄学广告引流属于民俗信仰、不涉刑责”，避免误入产业化玄学骗局沦为刑事工具。精准区分民俗民事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边界，依托专业律师分层辩护、个案研判，是此类案件实现有效出罪、轻罪宽缓处理的关键所在。